为了应对中国经济疲软，央行也重新开始了降息，市场还预期12月份或将首次降存款准备金率，未来还可能出台来更多的刺激性措施。

新常态蕴含发展新动力。其二，去杠杆化任务艰巨。

其三，城镇化面临转型。如今，制造业已近饱和，人口、资源等越来越多地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，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制造业。李扬分析，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因素主要有四个： ——资源配置效率下降。这是因为，各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后，往往将其用于偿还债务，而不是从事消费、生产和投资等‘正常经济活动，从而导致经济收缩，李扬说。劳动、资本和技术进步，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。

李扬认为，为了去杠杆，必须下决心扭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，同时，应进一步改革国有经济，控制其软预算约束下的高负债倾向，进一步管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。时下，中国已越来越接近国际科技前沿。事实上，中国今天是一个经济总量超越10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，不应该再以以往的高速度继续增长。

习近平愿意接受中高速增长为新常态，显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渐趋成熟，很难持续同样的高增长。可以说，他面对的挑战，和邓小平在30多年前首次推行市场改革时一样艰巨。但这种生产力提高方法很快消失，所以低增长是无可避免的。比如，习近平的反奢华规定，包括官员出差、宴会和其他利益，显然减少了国内消费。

习近平期望更先进模式的未来增长，以创新和技术上的进步，来取得必要的生产力增长。然而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公开指出，这种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。

首先，如何加快经济转型，以确保中国的经济增长，在长期更有持续性。这意味着在研发上的更多投入。中国目前还能维持其有力的增长潜能，主要原因是其更巨大的内部动力，即中国内部许多地区，仍然渴望增长和进一步的发展。从现在开始，其宏观经济政策将更着重全面的目标，如稳定的增长、就业和通货膨胀等。

归根结底，习近平的改革对新常态里下一阶段的增长至关重要其次，也是更重要的，如何发展新的增长源头。中国经济面临强劲逆风，2015年的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至7.1%，或甚至7.0%。以总额来说，中国在全球的研发开支其实不低，排名世界第二，仅落后美国。

从现在开始，其宏观经济政策将更着重全面的目标，如稳定的增长、就业和通货膨胀等。更重要的是，政府将坚持结构性改革和产业提升的长期目标，不再受一些GDP指标短期变动的困扰。

国内消费（中国很低，约占GDP的40%）的增长太慢，不能弥补国内投资下降的缺口。中国区区7%增长一年所增添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，等于印度尼西亚总GDP的三分之二或印度的的三分之一。

比如，习近平的反奢华规定，包括官员出差、宴会和其他利益，显然减少了国内消费。因此，未来的增长必须从更多的投入，转向取得更高的全要素生产力（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）。习近平期望更先进模式的未来增长，以创新和技术上的进步，来取得必要的生产力增长。归根结底，习近平的改革对新常态里下一阶段的增长至关重要。习近平大力打击贪污和寻租行为，在巩固他的权力的同时，也在短期对经济增长造成附带损害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中国的增长模式必须重新平衡，国内需求必须扮演更重要角色。

外部需求也因此大幅下跌。各层次政府的反贪调查，给官僚体系带来了不稳定，造成政府官员的不作为，甚至造成政策瘫痪，尤其是在地方上。

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比1979年多约100倍。除了不利的人口结构，市场改革初期，靠进口新机器和配备所带来的技术改良提高生产力相对容易。

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到最近才表态，认可这较低增长为新常态？ 习近平显然已经接受，所有的高增长必定会宣告终结。中国申请新专利的数量领先全球，但其脆弱的的知识产权制度，却对创新的商业化没有帮助。

因此，指示收集中国GDP数据的国家统计局，采取步骤终止GDP至上的做法，改变其计算GDP的传统方式，更加注重其他质方面的增长。毫无疑问的，中国正朝发展可行技术基础的方向发展，以便实现支持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增长。一个有效和运作良好的法律框架，是良政和成功实行各项改革所不可或缺的。这意味着在研发上的更多投入。

换句话说，在新常态下，改革红利将推动未来的增长。而印尼与印度的最新增长率，只是5%和5.3%。

从供应方面来看，中国以往的增长，同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力的农业，转移到较高生产力的制造业有关，即经济学家刘易斯（Arthur Lewis）所说的无限制剩余劳动力的理论。首先，如何加快经济转型，以确保中国的经济增长，在长期更有持续性。

随后，中国经济决策者便一心一意，甚至盲目不顾代价地追求GDP增长。在今年10月的中共四中全会，改革的主要重点转向法治，以强化法治中国。

中国目前还能维持其有力的增长潜能，主要原因是其更巨大的内部动力，即中国内部许多地区，仍然渴望增长和进一步的发展。可以说，他面对的挑战，和邓小平在30多年前首次推行市场改革时一样艰巨。在2013年11月的中共三中全会，习近平提出了全面的改革方案，涵盖关键领域如金融业改革、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、市场竞争政策、国有企业改革等。中国刚起步的研发基础设施，同发达国家比较还有很大差距，但其研发开支近年已快速增加，在2014年占GDP的2%（美国是2.8%，日本是3.4%）。

但其许多重工业的多余产能，加上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措施，最近大大地抑制了国内投资。习近平愿意接受中高速增长为新常态，显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渐趋成熟，很难持续同样的高增长。

中国未来的经济表现，不会由单一GDP指标的改变决定。以区域和全球水平来说，中国的所谓低增长其实还是非常高的。

中国的新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700万人，其工业基础也日益扩大和成熟。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 叶琦保译 进入专题： 中国经济 新常态 。